在笑声与眼泪之间，写尽一座城与它的庶民。
他写的不只是小说，而是把北京话锻成文学的第一双手，和一个文人最后的体面。
老舍，本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正红旗人，1899 年生于北京小羊圈胡同——一个穷旗兵家庭。父亲是护军，八国联军进城时阵亡于巷战，全家靠母亲给人洗衣缝补度日。他自述童年「穷得叮当响」，这段在小胡同里看尽三教九流的岁月，成了他一生的文学矿脉：洋车夫、暗娼、茶房、小职员——后来全走进了他的书。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小学校长，1924 年远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，在异国的孤寂里开始写小说，《老张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一路用幽默出场。
回国后他曾在济南、青岛教书，1936 年辞掉教职专事写作，写下《骆驼祥子》——一个人力车夫被生活一寸寸磨碎的故事，公认他的巅峰。抗战爆发后他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，为团结文人四处奔走，写下《四世同堂》的底稿；赴美讲学三年后于 1949 年底回国。此后他写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，写快板与相声，被称为「人民艺术家」——他把幽默让给了时代，把京味儿留给了舞台。
1966 年 8 月，「文革」风暴初起，他在孔庙遭批斗毒打，8 月 24 日独自走到太平湖，坐了一整天，投湖自尽，67 岁。他留下的最后公开的话是：「我又不反动。」十二年后的 1978 年获平反；他笔下那座茶馆，至今仍是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亮的一盏灯。
老舍的书几乎都从同一条胡同里长出来：父亲阵亡的庚子年给了他《四世同堂》的第一页，拉洋车的邻居给了他祥子，母亲的洗盆边给了他月牙儿。下面把生平与作品编进同一座城的时间流。
从伦敦到重庆到太平湖，老舍的书围着同一群人转：想好好活着、却总被时代碾过的普通人。这几条是他作品的「基因」。
车夫、暗娼、掌柜、艺人——他写穷人不俯视也不拔高，只求一样东西被看见：他们也有体面，也有要强。
祥子三起三落证明的不是性格缺陷，而是结构性的绝望：在一个吃人的社会里，最要强的人塌得最快。
与鲁迅不同，他的解剖刀带着体温：祁老人「把大门关上就好」的过日哲学，既是缺点，也是韧性。
「我要笑骂，而又不赶尽杀绝。」他的幽默从不逗乐了事，笑到最后往往露出底下的泪——这是他自认的看家本领。
他把北方官话的口语提纯成文体：句子短、韵律足、人物一开口就活。现代汉语文学的「白话能走多远」，他划了一道线。
四合院就是国：祁家四代人的忍让与崩塌，是沦陷中国全部伦理的缩影。他从不像口号作家那样写爱国，他写「过日子」如何被战争打断。
「人民艺术家」五个字远远装不下他。他是京味文学的源头，是话剧舞台的常青树，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命运最沉重的一个注脚。
邓友梅、汪曾祺、王朔到刘一达，「京味儿」作为一条文学血脉直接源自老舍；《茶馆》自 1958 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以来演出逾七百场，焦菊隐导演、于是之等几代表演艺术家的版本让它成为中国话剧的代名词，并巡演欧洲，被称为「东方舞台上的奇迹」。
《骆驼祥子》1945 年英译本在美国成为畅销书，他是最早「走出去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之一；1968 年诺贝尔奖的传闻（据多方追述，他在当年的终选名单上，因去世不授）至今仍是中文读者心里的一根刺。日本学者称《四世同堂》为「理解中国人的教科书」。
他与傅雷、储安平等一起，成为「文革」受难知识分子的象征；巴金晚年多次呼吁建「文革博物馆」，第一个想到的名字里就有老舍。太平湖如今已填平为地铁车辆段——人们只能在文字里，替那一天的沉默作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