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苦难与信仰之间，勘探人性的深渊。
他写的不只是小说，而是一个灵魂的自我审判，和一个世纪的预言。
费奥多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 年生于莫斯科，父亲是马里因斯基贫民医院的军医，母亲出自商人家庭。他在医院的院子里长大——一边是《圣经》与俄罗斯圣诗，一边是穷人临死前的呻吟。1837 年母亲病故，1839 年父亲在领地离奇死亡（传被农奴灌醉闷死）。他进过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，却为文学弃了军官前程。1845 年，二十四岁的他交出《穷人》，被批评家别林斯基惊呼「又一个果戈理」，一夜成名。
1849 年，他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——一群读傅立叶、谈社会改革的青年——被捕，判处死刑。刑场上士兵举枪、他站在第一排，却在最后一刻被改判：流放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苦役营四年。这段「死过一次」的经历，把他从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，变成了一个终身追问信仰、自由与罪恶的作家。在苦役营里，他与杀人犯、政治犯同住，癫痫第一次发作，也第一次真正看见了所谓「人民」。
1859 年回到彼得堡后，命运并未饶他：妻子、兄长相继离世，赌瘾与债台压身。直到 1867 年与速记员安娜结婚，才被从破产与崩溃的边缘拉回。此后十五年，他接连交出《罪与罚》《白痴》《群魔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并在 1880 年的普希金纪念演讲上，被整个俄国举为「先知」。1881 年，他因肺出血逝于彼得堡，送葬者数以万计——一个曾被假枪毙的人，成了俄罗斯文学的良心。
他的书不是从真空里写出来的。流放、癫痫、赌债、丧亲——每一次命运的锤击，都在下一部小说里留下了裂痕与光。下面把生平与作品编进同一条时间河流，每部作品都标着它从哪一段生命里长出来、以及今天读它该选哪个译本；点进作品页，还有更完整的译本比较。
六部长篇看似题材各异，实则围着同一团火转。这几条是他小说的「基因」，也是他给现代人留下的未竟之问。
苦难不是惩罚，而是通向救赎的路。索尼娅、佐西马、梅什金都靠承受苦难去救另一个人——受苦被赋予了主动的意义。
人宁可要痛苦的自由，也不要被安排的幸福。地下人宁可任性作恶，也不做「按二二得四」被算好的钢琴键。
水晶宫式的「完美社会」是对人性的谋杀。他比任何人都早看出：用逻辑消灭痛苦，往往先消灭了人。
俄罗斯是「上帝之承担者」，负有以苦难与信仰拯救世界的弥赛亚使命——这是他晚期最执着的信念。
借阿辽沙之口说出。在虚无与屠戮之间，美与爱是人不至于彻底坠落的最后凭借。
伊柳沙、涅莉、被虐待的孩子——对「一切都被允许」最有力的反驳，也是他道德宇宙的中心。
他死后一百多年，几乎每一场关于人、自由与权力的思想风暴，都绕不开他。下面是谁读过他、谁被他改变，以及他到底留下了一份怎样的遗产。
俄裔法国哲学家 米哈伊尔·巴赫金在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》中提出「复调小说」：他的书里没有唯一的权威独白，众多声音平等地争辩、谁也不被作者收编。这一理论成了二十世纪小说叙事学的基石。
俄国的宗教哲学家——别尔嘉耶夫、舍斯托夫、罗赞诺夫、布尔加科夫——几乎都为他写过专论，把他视为俄罗斯精神最深的矿脉。
弗洛伊德称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是「最壮丽的小说」，并专文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情结》分析他的癫痫、赌博与弑父幻想，视他为窥探潜意识的钥匙。
尼采读到德译本后，称他是「唯一让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」；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里以他为对话者（地下人、基里洛夫）；萨特与整个存在主义思潮，都从他的「地下」里汲取了养分。
卡夫卡奉他为导师，说自己的写作「只受他一人影响」；索尔仁尼琴是他的精神后裔——《古拉格群岛》的道德视野与对苦难的凝视，直接承自陀氏；茨威格、纪德、黑塞、大江健三郎皆受其深刻塑造。
鲁迅最早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并写下《陀思妥夫斯基的事》，赞他「显示了灵魂的深」；此后 巴金、曹禺、路翎、余华 等几代作家，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把人放到极限处境里去拷问。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，陀氏几乎是一个绕不开的源头。